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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超英的快意人生
專訪\中時電子報總編輯郭至楨
撰文整理\中時電子報謝宗龍

中時電子報總編輯郭至楨﹝以下簡稱郭﹞:張超英先生的祖父張聰明在台灣經營煤礦有成而為一方鉅富,父親張月澄也是有著濃厚民族情節積極投入抗日,張超英先生在這麼樣不虞匱乏的環境下成長,請問您的祖父與父親兩位長輩對您的人生有什麼樣的影響?

張超英﹝以下簡稱張﹞:我祖父經營煤礦累積不少財富,所以對我父親的教育態度就是他想幹什麼就幹什麼的一種放任態度。不過就算是事業上的成功,我祖父與父親跟日本人打交道時仍不免有所歧視,因為當時日本人統治下台灣人就是二等國民。我父親一直希望能將台灣人民拉抬到一等國民的地位,他的想法就是希望中國大陸能將台灣收回,到時台灣人民就是一等一的國民。我就讀日本人的小學時一樣受到日本同學的歧視,這就是殖民地的命運。所以我不可能親日,但是我知日,而且台灣的發展仍需要仰賴日本很多,如何建立日本與台灣之間的關係就成為我一生工作的的目標,當然最後的目的仍是希望日本能尊重台灣。

 我父親三十年代早期就加入中國國民黨,跟當時許多國民黨要員都有交情。甚至因為抗日被日本人關了兩年。我童年時深感痛苦,因為我未滿周歲母親就過世。父親遭到日本人驅逐出境不能在我身邊。只有祖父母將我帶大,因為只有我一個孫子,所以祖父母非常寵我,想做什麼隨便我做,現在想起來真是有好也有壞啊。

郭:您的父親張月澄先生在殖民地統治下成長的知識份子,當時是如何看待中國大陸與台灣的關係,對於台灣獨立等自由思想又有什麼看法?

張:在我父親那個時代是沒有台灣獨立的想法,只是希望能回歸祖國成為一等一的公民。因為當時台灣是一個很偏僻的地方,台北市人口不過五十萬,我父親那一代的知識份子都認為要救台灣人成為一等國民就要回歸中國大陸,當然與現今客觀的環境不同,現在很多人都認為我父親「頭殼壞去」。不過當時有另一派以文化協會成員為代表,是主張跟日本人積極合作來建立台灣人的尊嚴。所以在我父親那一代的知識份子思考台灣前途時不外乎就是這兩種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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