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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龍應台
中國時報  920815
挑戰龍應台---我的小資情調
 ☉鄭寶娟

  那是我所知道的台北人最富 小資情調 的那一面。到法國的第一年在南特城看 三大洲影展的侯孝賢參展電影 悲情城市 ,裡頭有個幾位日據時代台灣知識青年在和式格局的房間內盤腿而坐振言國是的場景,我心想那是紫藤廬的文人聚會啊!

 什麼是台灣人的「休閒文化」

 龍應台在她那篇引發新一波論戰的散文〈在紫藤廬和Starbucks之間〉,很動情地寫道:「台北有五十八家Starbucks,台北只有一家紫藤廬,全世界有六千六百家Starbucks,全世界只有一家紫藤廬」儼然把紫藤廬當成本土文化的圖騰物,甚至第三世界「拒外反霸」的精神堡壘,以之迎戰來勢洶洶的「全球化」風潮。

 文章讀到這裡,我腦中瞥見的是小單間、榻榻米、木格子拉門,入門得脫鞋、上座得盤腿的紫藤廬的室內佈局,心想那是日本殖民統治留下的文化遺緒呀,怎麼就成了她眼中的本土文化標竿了呢?

 跟制式的星巴克咖啡屋相比,我個人也更愛紫藤廬的個性空間,這地方在十五年前我飛離台北遠走歐洲之前,就是台北藝文圈內人最喜愛的聚會所,當時的文人朋友喝茶就上紫藤廬,買醉就到國賓飯店旁小巷中的紅玉餐廳,兩個地方都帶些溫暖堪戀的日本風,都有個戴厚厚近視眼鏡的書呆型老闆,生意人卻完全沒有市儈氣,使地方因人而變得可親可感,到那兒就像到朋友的家一樣自在。

 那是我所知道的台北人最富「小資情調」的那一面。到法國的第一年在南特城看「三大洲影展」的侯孝賢參展電影「悲情城市」,裡頭有個幾位日據時代台灣知識青年在和式格局的房間內盤腿而坐振言國是的場景,我心想那是紫藤廬的文人聚會啊!原來紫藤廬的佈局與氣氛,是日本殖民文化的「沉渣泛起」。

 我不由得要問,什麼是台灣人的「休閒文化」呢?

 東洋風歇,西洋風起

 台灣社會在被日本人殖民之前,是傳統的農業社會,還沒有形成有份量的市民階級,沒有一群有閒有錢的人可以創造出本土的休閒文化。日據時代台灣菁英階級的文娛生活則完全是殖民地風的。日本教育把他們變成一種頻頻哈腰鞠躬的禮節動物。光復後很長一段時間,台灣的Polite Society(禮儀社會)仍然對日本文化滿懷孺慕,我那位早年東渡日本習醫的父親與當過日語民辦教師的母親,當孩子的面口角或親熱時就改口說日語;家中唱機鎮日播放美空雲雀帶著可怖顫音的日本靡靡之音;我父親履約式地趕赴每一部小林旭主演的「過路鳥」電影,把一摞摞宮本武藏的日文小說當成枕頭枕著睡覺;家中牆上掛的是吉永小百合、顎淵京子、淺丘琉璃子、岩下志麻等明星的美女月曆,我母親用日語稱她們為「俳優」,我都老聽成中文的「牌友」。

 那時正值韓戰期間,美國第七艦隊駐守台灣海峽,還接受美國的軍援與經援,據說十幾年下來,總數高達十五億美元。我小學二、三年級時,每個早上第二節下課後,就可以分得一塑料馬克杯的牛奶,想必那也是經援的一部份。到處看得到那種印著美國與中華民國國旗、從國旗後面各伸出一隻手緊緊交握、下書「中美合作淨重二十公斤」的麵粉袋,勤儉的主婦廢物利用,把這種麵粉袋裁成男孩子的短褲。那當兒台灣還站在日本與美國之間,所謂的「近路工業」策略最能解釋這種局面,那就是利用台幣對日元偏高的匯率從日本進口原料和設備,再以台幣對美元偏低的匯率,將產品輸往美國。可文化生活方面,日本正慢慢淡褪,美國卻逐漸顯影,到我自己長成一個文化消費者時,我消費的是西洋。

 我國、高中六年時間,是在讀新潮文庫的西洋經典和聽美國暢銷金曲中度過的,還有電視裡的奧斯蒙兄妹劇場、安迪威廉斯劇場,那個美國年輕、無憂、幽默、富有,叫人雖不能至卻心嚮往之。就在同一部「大同牌」黑白電視機裡,我又發現了另一個世界,田納西威廉斯、伊力卡山與馬龍白蘭度們的經典影片的世界,這個美國有入骨的憂傷和深沉的漂泊,也比我身邊蠅營狗苟的俗世迷人。

 「傳統」只存在於教科書和博物館,「本土」則始終是個下里巴人,東洋風與西洋風卻滲透入生活的每個層面,要等到我們修鍊成一個成熟的思考者時,才會借助他文化的目光回頭審視自己的母文化並發現它的博大精深,套用一個後殖民的術語,這叫Gaze,台灣人的迷陳達、洪通、交趾燒、景泰藍、原住民服飾與蘭嶼木舟,都是Gaze的結果。

 那是七十年代中的事,政府原先一句「客廳就是工廠」,早把全民送進資本主義國際分工的行列,後來淹到腳目的錢大概就是從那階段開始累積起來的。我高中畢業前後,政府已開始調整產業結構,不再依靠中小企業奪取國際市場,鼓勵企業合併,推行「中心衛星工廠」制度,組織「聯營出口」,這一連串經濟改革,所面向的也是美國。

 錢有了,沒時間,更談不上情調

 到了八○年代初,技術升級成功,知識密集型產業提高了產品的附加價值,台灣金錢的累積速度又加快了,可是休閒活動還沒被當成一種民生必需品,人們仍然一心拚經濟,無心於玩樂,工廠的機器總是白天黑夜連軸轉著,越有錢的人越談不上休閒生活。可回想起來,那真是台灣社會體質最健全、精神最奮發的一個階段啊!教育普及使得勞動人口素質不斷提高,老百姓勤儉守分,企業家善於經營與競爭,技術官僚經驗豐富又懂得應變,這個社會,十分接近J.K.Galbraith那本膾炙人口的大著《富裕社會》所描述的圖景,在樂觀奮發中對未來滿懷希望。

 在接下來的十年中,台灣社會的發展,卻又符合了另一位作家對社會富裕以後朝負面發展觀察結論,那本書就叫《富裕之後》,作者是J.O.Wilson,他舉的例子是富裕後的美國,可是描繪的圖景卻如此符合台灣的現實;物質的高速成長導致個人享樂主義盛行,對官能刺激的需求不斷上升,「用過即丟」的物我、人我關係造成一個原子式的自利個人組成的冷漠社會。

 出口導向型經濟致使長期順差又順差,累積大量外匯與對外債權,錢多竟成了病!八十年代中期外國經濟專家診斷出台灣經濟患了「三多」之病,即是外貿順差多,外匯存底多和國內儲蓄多,在一九八八年台灣外匯存底已接近八百億美金,雖不及日本及德國高,但是按人口平均和佔生產總值比重均已超過兩者,而國內儲蓄率之高,連素以高儲蓄率見稱的日本都相形見絀。

 解決「錢太多」問題的辦法很簡單,那就是把它用掉!

 勤勞樸素的台灣人開始認真休閒認真享樂,而且一投入就著了魔。然而工作是本能,為生存所需誰都得逼出這份能耐,而且還可能勤以補拙,但休閒與享樂卻需要天分,比如法國人就是全世界有名的吃喝玩樂的行家能手,意大利人也不賴,這大概可以歸結為拉丁民族的天賦之一。這方面日本人或德國人就不行,這兩個民族都是出了名的拚命三郎,卻只會工作不懂得享樂。

 台灣人這方面也沒有太大的天分,經常以量代質,一副焚琴煮鶴的暴發戶架勢,不知道「小就是美」的道理,動不動就要把理容院蓋成可以擺下一千張座椅的「城」。表現在吃的方面就是暴食暴飲,一攤續一攤,於是就有了一年吃掉幾條高速公路吃掉幾座核電廠的說法。有錢卻沒主見,只知道一心崇尚名牌,成了歐美滯銷奢侈品的傾銷對象,不知道救活多少垂死的廠家。法國干邑白蘭地的生產商驚喜地發現,歐洲人淺嚐即止的XO酒,到了台灣被豪邁的生意人拚酒時分幾大杯拚得清潔溜溜,知道自己事業的第二春可以寄託在這些有錢的大老粗身上。

 直到現在,我還經常看到一群群台灣觀光客在巴黎「春天」或「老佛爺」百貨公司,以小跑步速度趕在導遊給的一小時時間內完成在花都的大血拼。

 星巴克與胡姬酒店

 我不太明白台北有五十八家星巴克咖啡屋這個事實,為何會引發龍應台那般深濃的悲情,而把紫藤廬抬高到本土或傳統的地位來拜膜,在我看來也有些牛頭不對馬嘴。

 台灣人該計較的不是首都有幾家紫藤廬又有幾家星巴克,而是自己對美的無感,對大自然的冷漠,對生活品質的不堅持,致使本該享有最精緻生活情調的小資產階級,至今仍然只是一群腰纏萬貫、周身名牌的渾渾噩噩的經濟動物。

 開放本來就是對外關係的主調,從中國四大發明的輸出到三大宗教的輸入,從唐代長安城胡姬酒店的備受垂青到今日台北市星巴克咖啡屋的門庭若市,都是一種文化交流的自然結果,倒不必一直活在國家曾受辱於西洋人鴉片煙與堅船利炮的心理殘餘之中,像大陸那類憤怒的小青年,動不動就要「向西方說不」,動不動就要「火燒好萊塢」。

 快快抖落滿懷小家子氣的悲情,學學「天朝上國」的唐代祖先們那種享用胡姬酒店的醇醪與笑靨時,不怕落得崇洋媚外罵名的天朝人襟懷,台灣這塊先天不良後天失調卻抵受得起任何橫逆的土地,這塊因人民的勤勉奮發、聰明才智而屢屢創造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蹟的土地,不管是做為一個族還是一個國,早有了這個底氣。

(本文作者鄭寶娟,淡江大學英文系畢,曾任藝文記者多年,現旅居法國。著有《舊情綿綿》、《短命桃花》和《異國婚姻》等小說和散文,最新作品為《桃莉紀元的愛與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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