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時電子報總編輯郭至楨﹝以下簡稱郭﹞：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郭至楨，在每個社會轉換交替的過程中，身為知識份子，除了本身要有觀察，剖析，致知的能力外，其實有更多的眼睛在看知識份子，希望知識份子要能提出一套論述。

不過，由二千年政黨輪替後，我們的政治運作，國會議事，司法獨立或政治人員的道德高度都在快速衰敗中，甚至人民當初堅持的民主價值，理想都變模糊，但我們只看到政治口水的政論節目，甚至政治人物在狂囂，我們期盼看見知識份子能不能提出一個說法，到底我們面臨什麼問題情況，應該如何解決，希望看到知識份子要有剖析。

今天我們很高興現在有這樣的聲音了，我們邀請「道德不能罷免」這本書的作者陳傳興教授與新新聞週刊的副社長；談談當國家社會當價值在崩解時，人民應該如何面對未來，知識份子應如何思維找到出路？

我們想先請問陳教授，你在書中提出，政治這個詞在希臘文的字源中是有鬥爭、爭端的涵義，但這層關係是為引向真理，城邦政治的觀念，再導引下去，如果這個過程是必然的現象，現在所謂的革命性、衝突性的犧牲是否就是要迎向民主的必然？

陳傳興（以下簡稱陳）：老實說，我並不能預期，現在台灣的社會未來的演變會像你說的這麼極端或黑暗，我在書中提到這種爭辯爭論是一種必然，但是不是就會像是一種革命性的，或是毀滅性的。

而接下來我們就要討論，這種革命是不是一種血腥的，像法國大革命那樣的，俄國大革命那樣，或可能是一種更深入的，思想上的，或生活的改變，像這次的事件，應該算是一種教育，就像有人說的，這是上了一課。

其實所有人都在總清算，因為過去這幾年，大家都受政治、媒體荼毒，過多的政治報導，己經把所有人弄得很混亂，但這次事件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契機，讓我們有一次完全不同的觀點，甚至政治人物、政黨，在這個事件中，是完全無能。

國家人民其實也不知道在等待什麼，至於革命的可能性，事實上是有的，而且衝突也是愈來愈多，無法達到城邦政治的型態；事實上公民社會的可能性是愈來愈薄弱，我們能不能用一種展望，願景，能不能達到公民社會，就我來看，其實是危險的。

郭：其實，我也想請教楊照先生，在九月九日靜坐開始，由施明德發動的運動，這樣的衝突是可否轉變成「革命」，而台灣由解嚴到解除黨禁追求民主，到現在不到二十年，這是不是我們追求民主，一定會必經的過程？

楊照（以下簡稱楊）：我在媒體工作，陳傳興教授在學院工作，他剛才罵媒體，我現在要回罵學院。為什麼呢？剛才主持人一開始就提到了知識份子，知識份子就我的理解是，用你的專業知識介入社會。

不過，現在我們台灣，有一些話應該要有人講卻沒有人說，剛才陳傳興教授罵我們，我現在要回頭罵學院，例如中研院院長李遠哲，有人說，當年你挺扁，現在應該如何如何，但我覺得，這不是他的責任，但回到他本行，我對他有批判，我認為，李遠哲讓學院最大的影響，他讓學院封閉，回到自己的領域中。

台灣在二十年前，李遠哲回來接院長前，當時突然間的論述很活潑，當時很活潑，主要是學院內的人不甘寂寞，他們以自己的專業的知識與語言，在評論這個社會，但經過這十幾年，學院內的人，被論文和升等系統封閉起來，只在想要如何在國際專業期刊上刊登多少論文，如何升等，完全沒有和台灣社會溝通，變成專業學院人士講二種話，一種是他們只講專業人士聽得懂的話，等到要和社會人士溝通時，他們變得沒有自信，等到要評論社會現象時，變成一句話比較艱深的話都不敢說，因為，你們（人民）又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