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時社論

　 不論是從兩岸關係，抑或是更宏觀的歷史視角，我們都必須面對中共十六大之後即將來臨的變化與衝擊，因為十六大之後的中共，正朝向更制度化與正當性的方向邁進，對世界、對台灣，這個變化趨勢不能忽視。

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以來，歷經了毛澤東主義的獨裁專制體制、鄧小平主義的半開明專制，再到江澤民主政十三年的開明專制，中共的政治發展雖極緩慢，但基本上是往逐步轉型的方向邁進。十六大的政治報告如果能徹底落實，中共將正式從階級政黨轉型為全民政黨、從革命政黨轉型為執政政黨，並為將來更進一步的政治開放預留空間。總體而言，中共正從一個硬威權體制向軟威權體制過渡，然後，假如各種條件成熟的話，將再往自由化過渡，最終可能進入某種有中國特色的民主體制。

研究中國政治的學者一直認為中國政治隱藏著權力繼承制度化的危機和正當性的危機，這種危機正是中國歷史上一再改朝換代的政治原因。目前，江澤民全下已為中共日後權力繼承立下了良好的傳統，繼承危機基本上在黨內已獲解決，任期制保障了權力轉移的合法性。

其次，就政權正當性而論，中共雖非民主政黨，但自一九七九年改革開放以來，其政績表現已基本上獲得了大陸人民的認可，這是八九民運、六四天安門屠殺、貪腐橫行、貧富兩極、下崗失業都不致動搖其統治的根本原因。

十六大政治報告的精髓是已寫入黨章的「三個代表」理論。此一理論在報告中說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繼承和發展……」是純屬藉前人帽子加持壯膽的無稽之論，我們很難想像這是馬列和毛思想的「繼承和發展」。不過，就實際需要來看，中共若不吸納愈來愈多元的社會力量，它勢必最終被邊緣化而成為少數黨，其統治基礎必遭迅速腐蝕。

在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經驗中，這尚屬新生事務，並無前例可循。蘇共及東歐各共黨未及政黨轉化與社會多元階段前便告崩解，因此中共在政治發展上也是「摸著石頭過河」，所幸，中共當局已體悟到社會變遷的快速，正在展開相應的改革。

不過，中共黨內的繼承制度化並不能合理化它在全中國的威權獨裁事實。這是小邏輯通、大邏輯不通的問題，它勢必會在未來中國公民社會逐步強大成熟後受到挑戰。因此，藉這個機會為未來更大範圍的改革做準備乃屬必要之舉。

十六大中共黨內的重大變革到底對未來全中國的民主化是正數抑或負數，目前尚不可知。樂觀者認為十六大報告中，江澤民聲稱將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監督，已為日後民主化留下伏筆。可是悲觀者卻認為，正因為中共的自我權力制度化與多元化，吸納了社會的反抗力量，將使它拖延民主化的進程；而民間的壓力也因中共成為全民政黨而大量放鬆，這些都使中共失去必須民主化的急迫性。

務實看法應是，中共政改對全中國民主化而言是短空長多。短期（五年）之內，中共因經濟需要、前蘇聯和東歐的教訓，以及國民黨因民主化而失去政權的前車之鑑，中共的民主化將只緩慢地在地方層面和初、中級階段蹣跚前行。但是，由於社會多元化，經由「三個代表」理論進入黨內的各種社會力量逐漸增多，中共既有無產階級先鋒黨的色彩將快速淡化，新代表稀釋了毛澤東一手建立的革命政黨性格，一個務實的、溫和的、技術官僚的、有限多元的中國共產黨將會出現，這就是中共將由量變產生質變的辯證過程，也是不以少數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十六大新的政治局委員多數是工程師出身的技術官僚，就已經預示了這一天的到來。

與蔣經國時代的中晚期相比，中共的發展顯示出相當的類似性。台灣早期開明專制下的軟威權，使得黨內快速接受新的民主典範。由黨內自由派與保守派的競逐權力資源，擴大到先與黨外的對決，再到黨內自由派同情黨外運動，最終完成了台灣的民主化。中共在黨代表多元化之後，黨內也終將出現不同的競爭派系，這使得民主有機會成為新的共識，並且找到發展的條件。

由這個中共發展的大脈絡來看兩岸問題，可以預見一個更務實、更理性、也更有自信的北京政權將出現在台灣的對面。我們必須正視的挑戰是：中共內部不論是溫和派或強硬派，在台灣問題上的原則仍是一致的；易言之，只有戰術上的不同，沒有戰略上的差異。即使民主化了的中國也都如此。目前，台灣已感受到中國「戰略不變，戰術靈活」的表現，未來我們將面對的會是一個更務實、更有能力、更了解美國思維、也更具穩定性的中國，這正是中共十六大傳送給台灣的信息，也是台灣必須積極面對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