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在祕魯登場的亞太經合會(APEC)，無非是馬政府高喊「外交休兵」後，第一個檢視我外交政策得失的重要指標。

 

馬政府此次突破過去十六年來的人選層級，從過去難以突圍的經濟專家，驟然提昇到「前副總統」位階，主辦國官方資料所載稱謂，也首度出現元首照片和簡介，確實創下我近年參與國際的最高官方紀錄

 

前副總統連戰過去無法以領袖親身赴會，這一次總算可一償宿願，成為主辦國官方網頁資料上，首度以「中華台北」領袖指派的領袖代表出席，可是說台灣歷年來在APEC出席最高層級，也是國際空間一大突破。

 

回顧二○○一年，扁政府也曾派出前副總統李元簇出席領袖高峰會，卻遭到中共國家高度杯葛，當時並指稱李元簇非經貿官員，不符合亞太經合會《諒解備忘錄》的規定，讓扁政府選擇憤而缺席，創下創辦國之一的台灣竟首度缺席的憾事。

 

據中共國家官方當年說詞，援引台灣一九九一年入會時簽署的《諒解備忘錄》，我國僅能派遣經濟事務相關的部長出席APEC部長級會議。

 

該《諒解備忘錄》是台灣過去十幾年來，中共國家拿來限縮台灣參與活動範圍與層級的重要依據，嚴防台灣透過領袖代表來大做國家、主權文章，每年的APEC領袖代表人選都成為兩岸外交攻防焦點。

 

當年卡死我方出席的「李元簇條款」，七年後，卻儼然不存在，一樣的副總統，卻呈現迥然不同的待遇等級！顯然該備忘錄，並非主辦國之一的台灣指派領袖代表主要標準，最終關鍵仍取決於中共國家是否強勢作為；兩岸互動關係的氛圍，成為我領袖代表人選等級的關鍵因素。

江陳二次會談後，兩岸善意信任逐漸成形，摒棄過去透過「中共國家打壓」，取得國際同情與國內民意的外交政策，馬政府以溫和務實參與的兩岸政策、外交休兵取代。

 

儘管真正的領袖馬英九仍被拒於中共國家和國際舞台的門外，但透過逐次理性與互信的累積，仍有助於台灣國際空間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