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楊從文學出發，然而他一生顛簸的人生成就，卻緊緊與台灣政治相扣牽連。

他畢生成就可分成三方面來論定，一是文學創作，二是譯寫歷史，三是他對人權的投入。

柏楊作品之中，以《醜陋的中國人》最為人熟知，他犀利的將華人社會比喻成腐臭的「醬缸」，引起高度矚目、反省與批判的聲浪。他更撰寫大量的文章批評政治與人權環境，影響深遠。然而，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李瑞騰認為：「柏楊的評議雜文，掩蓋了大眾對他的文學成就應有的重視。」

李瑞騰也指出，柏楊的短篇小說擅長處理從大陸離鄉背井人們的顛沛流離：「他也是極少數一九五○年代小說創作者之中，注意到底層人民貧窮慘況的作家。」

「柏楊的小說也經常融合了他的評論雜文筆法，極盡挖苦的能事，讀來相當過癮，之後也沒有再出現如此的小說家。」李瑞騰以導演李行曾經改拍成電影的《龍眼粥》舉例，柏楊的短篇小說文筆流暢，易讀、故事強，衝突性也大，「文學技巧好得不得了」，可惜較少受到注意。

李瑞騰說：「柏楊對理想與道德嚴苛，但是對人卻很寬容。」李瑞騰回憶柏楊譯寫《資治通鑑》時，經常打電話和他聊天、向他「請教」某些古文細節：「這個對我們後輩來說像是巨人般的作家，竟然如此『不恥下問』，純真的人格特質實在令人難忘。」

旅美歷史學家唐德剛形容，《柏楊版資治通鑑》「是本難念的經」。

縱使許多「正統」歷史學者認為《柏楊版資治通鑑》無法登上學術殿堂，唐德剛卻表示，如果有人要他列學生必讀書目，胡適、梁啟超都不是他心目中的人選，由於《資治通鑑》是他認為最重要的經典：「看不懂原文，那就讀柏楊版白話通鑑。」

唐德剛認為，柏楊堪稱是穿過歷史三峽驚濤駭浪的好漢，單看他帶帶著嘲弄意味寫《柏楊曰》，對照《資治通鑑》作者司馬光必恭必敬的「臣光曰」，就不難了解他並不是花拳繡腿之流。

「以嚴謹的學術標準看來，柏楊不一定被公認為舉足輕重的歷史學者。但他從喜好為文打抱不平，到親身受冤獄壓迫後，對歷史的反芻，卻使他的歷史書寫與著作，有著另一層重要的意義。」王榮文長年以來在台灣出版柏楊的所有著作，以出版人的身分與柏楊相交長達卅年以上。

他說：「對柏楊而言，從評論雜文，走向詮釋歷史，是他心中有質疑，想尋找解決之道的方法。」

柏楊生前創立人權教育基金會，也積極參與國際間各種人權組織的活動，是位重要的人權鬥士。

「柏楊曾告訴我，他猛力批評華人文化的弱點，用意是想要把人權相關論述，『有機』的融入華人社會之中。」前人權促進會會長黃文雄與柏楊是多年知交，經常至柏楊位於新店花園新城的寓所暢談：「他對人權有極高的敏感度，也是積極投入的運動者。」

黃文雄回憶，他有一次無意間向柏楊提到，有人寫了一部從佛教經典看廢除死刑的著作，柏楊頻頻打電話跟他要書。

可惜柏楊晚年力衰，來不及將他的評論與人權直接連結。

黃文雄感慨，柏楊也曾表達想推動安樂死的人權理想，如果可能，自己將以餘生替好友完成。

王榮文直言，柏楊晚年因病不能清楚表達意見之後，許多名流政治來尋，媒體因為有時不能掌握他的想法，經常諸多臆測，對柏楊來說並不公平。

王榮文感傷地說：「我看他最後口不能言，表情卻很清楚。我相信他到死去那一刻，頭腦還是非常明白的。」但柏楊其實比當代任何一位作家都要幸運，因為「讀者都愛他」，經濟不虞匱乏，晚年也受到悉心照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