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案延宕14年，作家關注此案，則需從1999年談起。當時，台灣人權促進會基於「平反冤獄」的主張，舉辦「作家探監」活動，邀請作家平路、朱天心、愛亞、張娟芬、楊翠、楊渡、路寒袖、王浩威等，至土城看守所探視蘇建和、劉秉郎、莊林勳三位死刑犯。稍後，媒體副刊並刊登了作家記述的參觀感想，這些文章加上參與援救行動的運動者日記，後來集結成《走向黎明》（圓神）一書。而參加探監活動的作家平路、朱天心及王浩威，並在電視製作人蔡崇隆拍攝的《島國殺人紀事》（公視）紀錄片裡現身，表達了他們支持蘇建和等三人的立場。
此外，還有許多作家參與過蘇案的關懷行動。在台灣人權促進會、民間司改會、人本教育基金會舉辦的「希望我們在這裡──陪蘇建和、劉秉郎、莊林勳搭捷運」活動中，學者作家張小虹走上了街頭；在濟南教會主辦的「走向黎明」聚會中，詩人李敏勇朗誦了詩作；「營救」蘇案的專書《走向黎明》中，有柏楊親撰的序文；陳芳明、李昂等人也都參加過靜坐與發表演講。
一個纏訟多年、飽受爭議的死刑案件，作家個人及其具有批判力、感染力的文字涉入其中，對事件當事人或對審判的公正性而言，都是一項高難度的挑戰。台權會前祕書長顧玉珍不否認，當時主辦「作家探監」活動，確實是以社會運動的策略，希望擁有發言位置的作家們，能對蘇案多些瞭解，認同平反無辜死囚的理念，進而為文呼籲，影響輿論。但顧玉珍也澄清，邀請作家探監前，已聲明作家毋需承擔任何義務，後來應作家們的要求，台權會才出面聯絡媒體編製相關的專輯。顧玉珍說：「作家的意見是很難被左右的！除非他們認同我們的理念，否則社運團體絕對無法『煽動』他們寫文章！」
《無彩青春》一書，採取事件敘述的書寫方式，讀來頗具故事性，這種以真實法律案件為本的「法律文學」，在出版發達的國家頗為常見，例如美國的《法庭回憶錄》、《合理的懷疑》、《據理力爭》、《律師本色》（皆商周出版）等書，多由律師以小說筆法撰述，頗為引人入勝。但國內的法界人士或作家，卻鮮少從事這樣的書寫。近兩年擔任蘇案辯護律師的羅秉成說：「台灣不缺值得探討的法律題材，卻很需要推廣法律文學寫作的風氣。」
民間司改會辦公室主任林欣怡認為，《無彩青春》以卷宗資料交織詳實的案件情節，「單看故事，確實是一部精采的文學作品，但這本書也絕對是具有公信力的案例紀錄。」林欣怡說：「文學的影響力很大，對任何社會運動而言，都是很好的工具，當然也是促進司法改革的利器，文學形式無損於它的功能。」
然而，出版《無彩青春》、及收錄了蘇案在內五件重大爭議案件的《正義的陰影》一書的商周出版總編輯林宏濤透露，這兩本著作出版後，法界確實出現不同的聲音，許多具有改革色彩的青壯派法律人，也不免認為文學介入仍在進行中的司法訴訟案，恐有「催煽輿論壓力」、「影響司法獨立」之嫌，有些媒體在討論這些出版品時，對執筆者、出版者的預設立場，也不免提出質疑。
但羅秉成認為，這種批評其實「失之過苛」了。他說，法律文學並不負責提供嫌犯有無犯罪的正確答案，作家也不須承擔過多的「達成正義」的期待。但是，非法律人的作家透過觀察、訪談、大量消化、閱讀及見證的第一手資料，以文學形式將懸案公諸於世，引起閱讀興趣，確實可以打破社會大眾因事不關己而對司法案件漠不關心的隔閡。羅秉成指出，讀者若能透過故事敘述貼近案例、探究司法體系是否出了問題、哪裡出了錯，「那麼閱讀法律文學這件事本身，就是一項很好的法治訓練。」
顧玉珍則從出版的時間點切入，《無彩青春》在高等法院宣判蘇案無罪之後才出版（雖然最高法院在此書寫作之際又撤銷了無罪判決，發回更審），相較於《讓他們平安回家》（人本教育基金會）以及《走向黎明》兩書出版時，正值蘇案的生死關頭，急需突顯「槍下留人」的訴求，寫作者似乎更能以沉澱的心緒，仔細分析相關資料，或回歸人性層面，檢驗蘇案帶來的漠視人性尊嚴、社會集體恐懼心態，甚至弱勢者互相踐踏啃噬的可悲現象。
而執筆的張娟芬則這樣看待此次的寫作經驗，她說，《無彩青春》是她的文學作品，但並非出自竄改虛構，甚至連人物的對話她都不厭其煩加上出處的註釋，「我希望讀者依據我提供的資料仔細推理，即使提出對我的質疑都無妨！」「人必須承認自己不是上帝，我能做到的，就是抽絲剝繭，盡量在文本中避免任何人所做出的主觀判斷。」
面對少見的以本土司法案例寫成的文學作品，如何脫出有罪、無辜的弔詭漩渦，也成為讀者閱讀的一種挑戰，一如張娟芬所說：「文學是溝通的橋樑，這種閱讀、思辨的過程，比斷然認定誰無辜誰有罪更珍貴。」
【專題報導／丁文玲／本報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