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時晚報 20010713
在歡笑淚水中，追尋現代中國
☉吳家恆
追尋現代中國全集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作者：史景遷 Jonathan D. Spence 譯者：溫洽溢
出版日期：2001年 5月15日
史景遷（Jonathan Spence）的歷史書寫有一種特殊的魅力。對歷史一知半解的尋常讀者，翻開這套《追尋現代中國》（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往往會被史景遷優美的文筆、小說式的敘事所吸引，渾然不覺自己在閱讀的其實是一本大學的中國史教科書，縱橫的是一段極難爬梳的歷史。
而專業的歷史學者往往訝異折服於史景遷蒐尋資料，進而以令人拍案的手法、銳利的洞察力來安排素材的本事。中研院院士許倬雲為這套書所寫的推薦序中就說史景遷「描寫歷史人物梦梦往往從細節見到性格，於是這些人物不是平面的面譜，而是有笑有淚的活人。」短短幾句話可說是語重心長，因為中文的史學雖有文學傳統，但是「自清代考證之學獨擅勝場，文章之美已不受重視。史景遷的著作，堪為我人借鏡。」想必許倬雲院士對於現在中文史學界敏於處理資料而拙於敘述的狀況，是頗有感觸的。
讀史景遷像在讀小說
蒐集資料與考證查察可以用勤來補拙，但是說要從茫茫史料中看出意義來，甚至讓讀者也能有回到歷史現場的臨場感，那是非有點才華不可，這是他讓許多專業歷史學者自嘆不如的地方。只是史氏以一介耶魯大學歷史教授，居然也能屢屢徘徊於《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上，名利雙收，可又羨煞不少廁身故紙堆裡的歷史教授，以至會不無酸刻地批評史景遷不做研究、不參加研討會的作風，斥之為做「二手研究」的學者。
的確，史景遷除了《曹寅與康熙皇帝：包衣奴才與主子》（Ts'Ao
Yin and the K'Ang-Hsi Emperor:Bondservant
and Master）等著作之外，不常做學術界所謂的第一手研究│選一個不為人知的歷史角落，發掘出人所未見的資料，而後寫出一篇冷僻而卓絕的研究，享譽學界。反之，史景遷多半是廣泛而嫻熟地掌握學界所作的研究成果，提出更有洞察力的見解。譬如史景遷借用李歐梵的研究，融匯各家說法之後，提出李歐梵自己也沒看出的觀察，而讓李歐梵稱許不已。
史景遷的歷史為什麼寫得如此好看？答案之一恐怕在於他的文學背景，更精確的說，應該是小說與戲劇灌溉在史景遷身上所長出的果實。許多讀者都有個共同的感受，讀史景遷像在讀小說一樣，有情節、有衝突，有掙扎，也有感嘆。有人說好書能讓讀者看罷有一股打電話給作者的行動，史景遷正是這種作者。他非常善於透過對比，來營造一種歷史的蒼茫感，讓人掩卷低迴，久久不能平復。
跳脫尋常脈絡討論歷史
像是一般提到沈復，自然就想到他的《浮生六記》中一派閒適怡然，陶然於閨房樂趣之中。可見史景遷在《追尋現代中國》第七章卻以沈復來說明清朝中葉盛極而衰的社會暗流，跳脫了尋常討論沈復的脈絡。
從明末的動盪到康雍乾的盛世，中國的人口已經從一億人增加到三億人。人口增加，輕賦稅，向來都是君王是否實現治世的指標，但是在人口以倍數成長的同時，科舉考試錄取的員額並沒有因應提高，於是落第的人數也漸次增加，到了乾嘉時代，這些落第與待業文人已經隱然形成一個社會階層了。他們無緣於仕途，即使有心於社會改革也無處施力，即使想遁於考證之學也未必有足夠的財力與才氣，在社會裡無處掛搭。
這些人或者靠著家中產業，或者任教私塾或經商來營生。基本上，史景遷是把沈復在這個脈絡底下來看待。沈復雖然娶得神仙美眷，而在現實生活上，卻是不斷歷經理想的幻滅，輾轉各地尋明主而不可得，落魄之餘雖能在夫妻關係上尋得慰藉，面對人生，竟發出如此沈痛的呼號：「人生坎坷何為而來哉？往往皆自作孽耳。多情重諾，爽直不羈，轉因之為累。」
從史料中探查人性
對照著沈復鶼鰈情深，對照著行將面對鴉片、槍炮與列強的清代社會，這一群注定無所成的落第文人早已被推擠到歷史舞台的邊緣，讀者讀到這段，「滄茫大地，誰主浮沈？」的莫名感傷油然而生，這又豈是以堆疊年代、數字的歷史研究所能企及？
文學所影響史景遷遠不止於敘事方式。所有大文學家都是傑出的心理學家，精於洞察人心底蘊的動機與慾望。不管是小說也好，戲劇也好，作家最關心的，其實是探究角色的性格、動機、慾望與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說到頭，就只是「人性」二字。所有的悲劇都是人的性格、慾望與環境衝突所造就。而史景遷在研究歷史的時候，也特別注重這點，這樣的歷史書寫才有可能讓人物「有笑有淚」。
史景遷寫雍正，面目宛然。雍正個性陰騺刻薄，不厭精細，早已透過小說家的筆深入人心了。但是史景遷又凸顯了雍正嫉惡如仇，亟欲實踐社會公平正義的強烈渴望。雍正繼位之後，決心改革地稅，正如一七二五年的諭旨所言：「以小民之膏血，為官府之補苴，地方安得不重困乎？此朕所斷斷不能姑容者。」「斷斷不能姑容」斬釘截鐵，幾乎可以想像雍正案頭一拍，眼中閃著寒光，細碎的白牙狠狠吐出這幾個字的模樣。
循著史景遷探究雍正為君的動機與意圖，來看他將賤民除籍，取消了賤民不准入仕、不准參加科考的禁令，雍正那種看重社會公平的性格一致性，也就更加鮮明了。雍正銳意改革，以兼具道德與政治最高權威的身分進行仲裁，對照著削籍從良的旨令已下，但百姓接納賤民意願不高，賤民也習於操持舊業，這種政治改革者的尖銳與廣大民眾的木然，又對照出莫可奈何的歷史情境。
擺脫意識關心百姓心靈
小說創作在更深的層面，也影響了史景遷社會關懷的角度。十九世紀是英國小說名家輩出，傑作迭起的世紀。究其緣由，則是工業革命之後的歐洲社會，提供了非常多的生命課題，不管是狄更斯、哈代、雨果，都很自然地把眼光放在廣大的群眾身上，描述人在逐漸疏離的社會中的際遇，而這也是滋養共產主義的沃土。處理二十世紀的中國史，很容易掉入左右的意識形態陷阱之中。從史景遷輕蔣介石，重毛澤東的評價，也很容易得到史氏同情左派的結論。
但是，與其以左右的迷思來劃分史景遷的立場，不如把他看成是一個深受英國文學傳統影響的文人（史景遷本身學的正是英國文學），在此薰陶下，史景遷穿透了意識形態的魔障，如同十九世紀歐洲小說家一樣，表達了一種對常民的關懷，也在在提醒讀者，拉開歷史的縱深時，人民的力量才是啟動所有社會改造的關鍵。這群在歷史上顯得面目模糊的主角所迸發出的力量，在明末、在清末，在後續的大大小小的革命與戰鬥中，塑造了歷史的面貌，而史景遷也必定認為，如果真要追尋現代中國的話，還是要著眼在這股力量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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