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文摘選】
勞動社會的結束？怎麼可能？
今日有工作的人，工作的比以往都累， 求職的人，更需要適應不斷改變的工作。
勞動社會。
社會學家選擇了這個概念來描述像德國這樣的國家。特別是像德國這樣的國家，在這裡人們會將他們的職業寫在訃聞上並且還會寫在墓碑上，而且在他們──應該在他們還活著的時候──相互認識時，至少在第五句話後就會提出這問題：「那麼，您的職業是什麼呢？」只是，當人們再也找不到工作時，這個勞動社會變成什麼呢？
勞動社會的結束？怎麼可能？今日有工作的人，工作的比以往都累，求職的人，更需要適應不斷改變的工作。
勞動社會。社會學家選擇了這個概念來描述像德國這樣的國家。特別是像德國這樣的國家，在這裡人們會將他們的職業寫在訃聞上並且還會寫在墓碑上，而且在他們──應該在他們還活著的時候──相互認識時，至少在第五句話後就會提出這問題：「那麼，您的職業是什麼呢？」只是，當人們再也找不到工作時，這個勞動社會變成什麼呢？
七○年代初期，全德國只有幾十萬人失業。九○年代中期則將近有四百萬人失業。書籍和文章預言這是勞動的末日。如出名的社會學家貝克和其他的學者也為「社會」這個字增添許多前綴語。他們認為，當社會不再提供大量的工作機會，勞動也就不再是有意義的因素了。一九九七年巴伐利亞和薩克森兩邦的邦總理，艾德慕•史陶柏（Edmund
Stoiber）和庫茲•畢登寇伯夫（Kurt Biedenkopf）兩位共同發表了一項聲明，其中他們具體的要求：德國必須找到其他途徑，必須找到新的工作型式。乍看之下應是個理性的意見。因為雖然德國社會的失業率不斷攀升，但是德國國民的所得仍然增長，單自一九九一年以來就已提高了百分之十七，而可分配的財富也因此增加了。如此看來，這可能是最好的方法，失業者停止找尋像汽車技工或是銀行業務員這類的工作。轉而做社會學家所指稱的國民工作：諸如投入志工或義務行列；幫助老鄰居購物、訓練年輕足球員。凡他們生活所需的，社會會回饋他們。德國不再需要勞工了。但是德國人需要工作。而德國也排斥這個「非工作社會」的計畫，就像人的身體會排斥誤植的器官一樣。
這個國家非常渴望工作。
「工作，工作，工作」德國社會民主黨以此做為國會競選的海報標語。或者是：「有許多地方是很美麗的，最美麗的地方就是工作位子」。持不同看法的人，一定會陷入困境。在政府和反對黨的意志之下，未來那些給可以工作卻不願意工作的國民的補助將會減少。雖然不工作的人仍會獲得補助，但是不再那麼多了。
勞動社會的結束？怎麼可能。「職業集中化不減反增，」蓋爾德•穆茲（Gerd Mutz）這麼說到，他是慕尼黑社會研究中心主任。從來就沒有像今日一樣有這麼多的德國人湧向職場。在德國找工作從來就沒像今日這般的困難，調查顯示大部分的德國人將工作視為滿意度和自信的來源。但今天想獲得工作以及保有工作的人就必須要妥協，工作的期望迫使人搬家，結束友誼，也阻礙成家，還迫使家長必須禁止小孩遊戲並命令他們開始學習。
慕尼黑聯邦國防大學的社會學家沃夫岡•彭斯（Wolfgang Bons）說：「勞動社會現在才正要開始。」到處可見這樣的狀況，不論是在柏林或巴伐利亞邦的小鎮裡、還是在寇布斯（Cottbus）、法蘭克福或黑姆寧茲（Chemnitz）的工商業區都一樣。
十四年前圍牆倒塌時，西德是東德經濟上的模範，在許多事情上也是，從汽車廠牌到市區邊緣漂亮的獨棟房屋，德東地區裡的確已經趕上了德西地區。但在勞動市場方面卻還有待努力。九○年代侵襲著幾乎全體東德勞工的不安感如今在經濟危機裡，幾乎已是全德國人所面對的現實。「全國內大約只有三分之一的勞工擁有超過五年的全職工作。」慕尼黑的社會學家沃夫岡˙彭斯這麼說到。「大多數的人徘徊在長期的全職工作和其他工作形式之間，或者是失業與再就業之間。」正常的工作已經失去了它的常規性了。二十一世紀的德國可說在工作上是走走停停。
一方面休閒時間也變長了，平均來說一個德國國民每年工作一千四百四十三個小時，這比之前任何時候都還少。另一方面工作也壓迫到了休閒時間，一九七○年平均每年的工時仍有一千九百五十六小時，但當時有將近百分之八十五的勞工擁有正常的工作，當時甚至還說：一份工作，終其一生。正常的勞工晚上回家幾乎不需要為失業費神。工作永遠都在，因此人們可以遺忘它。勞動社會是終結在工廠大門口的。
泰柏是一個機動的人。今年三十六歲的他，一九八七年開始在弗萊堡攻讀醫學以及在哈根空中大學（Fernuni
Hagen）攻讀資訊工程，兩者他都沒有畢業。取而代之他開始上各科的聽講課，除了神學之外。並且代表自由民主黨角逐國會議員，同時也開始玩電腦。二十個學期過後他中斷了學業，在電腦周刊上為他的專長做廣告，並從那時起成了一名SOHO族。這就是目前為止的泰柏。什麼樣的SOHO族呢？「好問題，通常我的名片上是寫電腦顧問。」
應該是這麼說：他設計並且維修軟體。特別是他總是到顧客那裡。也因為大部分的大企業和合約總不超過一年，所以泰柏經常搬家。從弗萊堡到杜塞道夫、威斯巴登、慕尼黑。有一天他終於受夠了，便開始在法蘭克福租了一間可觀的公寓。將近一百坪只有他一個人住。
然而他卻不常在家裡。九月份的某一天，他手機響了：西門子要在倫敦建造一棟現代化的歐洲郵件分發中心，急需軟體專家。泰柏接了這個工作，五天後他便上了飛機。現在他每月有三個禮拜在倫敦工作，一個禮拜工作六天，每天六到十二小時，之後可以休息一個禮拜，然後他才回到法蘭克福的公寓。
泰柏說，他很喜歡這樣現代的生活。「因為可以認識很多新的人。」雖然長年以來他都要忍受，工作擠壓著他的生活，沒有多少友誼可以在多次搬家後倖存下來，生活不停的受限於新的任務，自從網路熱以來，他有四、五個月沒有獲得委託工作了。「要是我有家庭的話，我就會開始緊張了，」但他沒有。
其實他想要一個家庭。因此泰柏開始猶疑了，並不得不承認，這樣的職業生活有時很難控制，雖然他現在又開始有接案子了。
大約在一年多前泰柏在網路上認識了一位小姐，她住在慕尼黑，在生技公司上班。泰柏說，和她，他可以想像會有小孩。為此他們兩個都需要加緊腳步，因為這位小姐也已經三十六歲了。如果他們一個在慕尼黑一個在……嗯，不知道哪裡，這個家庭要怎麼運作呢？而西門子的合約在夏天就要到期。
穩定的工作可以給予泰柏一個自己的生活空間，但是就算泰柏想要一個穩定的工作，他卻很難找到一個他喜歡的工作。以德國勞動市場嚴格的定義而言，泰柏並沒有學習到什麼。既沒職業訓練也沒有學歷。他開始想拿養老金來設立一家公司。一家足以讓他在慕尼黑定居下來的公司。「但對此我還缺少一個可行的商業構想。」
如果有人問社會學家，為何工作佔據個人私生活越來越大的空間？社會學家會提供兩個解答。
第一：「企業要求越來越多的機動性。」紐倫堡職場與職業研究機構的烏利希˙瓦爾外如此說。換句話說：企業想要減少它們的開銷。因此舉例來說，位於黑姆寧茲的西門子工廠為平衡產品波動將優先考慮雇用臨時員工。當訂單增加時，臨時員工揮之即來，當訂單減少時，也可以輕易的裁去他們。
第二：「工作對於人們來說變的比以前重要了，」來自斯拜爾（Speyer）大學管理學的現代化研究者──黑爾慕˙克拉格斯（Helmut
Klages）這麼說。先前，德國人認為工作是必要的義務，賺錢更是比一切都必要之事。對於可選擇的職業他們沒有太多想法，通常父母親將他們送去哪，他們便去哪。今日他們聽取大量的建議，坐在資訊中心裡，讓心理學家來測試他們的天賦與性向。工作已發展成自我實現的媒介了。對大部份德國人而言，工作是個人生活風格的一部份，像流行服飾或音樂喜好的象徵。二十年前像泰柏這樣的人，可能會接受一個穩定的工作。今天他則會說：「我不是那種會待在同一個地方，工作三十年的人。」
在六○年代或七○年代大多的德國人是這類型的，因為當時大家都有工作，大家共同的記憶裡永遠忘不了那些年是勞動的高峰期，是鋼鐵工人和經濟奇蹟的時代。事實上，至少在西德，那時是家庭主婦的年代。一九七○年時，西德地區有百分之四十八的二十五到五十五歲的婦女投入職場，如今則有百分之七十九。這當然和過去幾年的淨賺薪水沒有調高有關係；「想改善家境財政的家庭已經沒有辦法承擔家裡只有一個人賺錢。」最重要的因素是今日女性頌揚「要求自我生活的空間」，社會學家
伊莉莎白˙貝克 葛斯漢（Elisabeth Beck-Gernsheim）這麼說到。婦女們和她們的丈夫想要的是相同的：一份工作。
如此看來，資本主義在德國的成功反而引出了問題。和正統馬克思主義者所感到被剝削以及被異化不同，德國人已經學會珍惜工作，因為不再有足夠給所有人的工作了。
或者不然？
|
